我不曾想到文质彬彬的伍立杨君会写出这样一部《清末民初暗杀论》。但他写了，而且倾注了强烈的爱憎。他说写得很苦，我想，那并不是行文之苦，而是感情之苦。整日与那些“头颅堕地作雷鸣”的英雄豪杰为伍，要体味他们的忧思，他们的痛苦，他们如火山喷发的愤怒，以及他们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义举。有如自己再重历一遍炼狱的煎熬，那精神上的付出，是可以想见的。
人，是有感情的。当压迫太甚、悲伤太过的时候，就会转为愤怒。愤怒的郁积，进而转为报复的行动。这行动往往是施之于压迫与痛苦的制造者———个人或社会。施之于个人为仇杀，施之于社会为革命。如果这种仇杀出于政治之目的，隐蔽进行，谋定而动，便是暗杀。
尽管中国历史上暗杀不断，刺客多有名家，如专诸、豫让、荆柯辈，但前赴后继、英勇壮烈远不如清末民初之党人。党人之采取暗杀手段，一则实为一种报复。因为专制的统治者对付革命党人，往往有虐杀之外又辅以暗杀，故党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；二则因为革命党兴，为时未久，尚不足与专制者武装对垒，只能以奇计、奇兵取胜，暗杀特其一也；三则当时之党人多有民粹主义之倾向，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手段有过多的迷恋。所以，在那一阶段，事件迭出，刺客蜂起，烈烈轰轰，惊天动地。
成熟的革命党人，已不再把暗杀当作成功的手段，因为他们知道几个反动人物的被刺，虽然极具轰动效应，但并不能因此推翻专制统治。张三被杀，会有李四，李四被杀，还有王五。革命应当唤起民众，以推翻整个专制制度，而不是从肉体上除去几个专制统治的代表人物。但是，革命幼年时期的这种暗杀冲动，仍旧使今人迷恋，就像人类童年期的神话，至今吸引着我们一样。我们可以不赞成暗杀的行动，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那些从事暗杀的革命者的精神。千古艰难唯一死。能舍身忘我，孤注一掷，将生命作灿烂之一搏者，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。其实，即使是忠君死节，如王静安先生，我也十分尊敬他信仰的执著。比之那些在君主统治下捞足了好处，而在君主统治覆灭后又一样能捞足好处的人，他毕竟要高尚得多，也纯净得多。
伍立杨君把这部《清末民初暗杀论》定名为《鬼神泣壮烈》，也是看重着那些志士仁人“只知坚持其革命的本质、务在行仁的志节和责任，而从无丝毫地位、权力、生死挂带之自私”吧。革命的风云期，往往涌现一大批革命的理想主义者，他们为着革命的目标，为着国家民族，为着生民幸福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。而在革命的收获期，却往往冒出一批实用的享乐主义者，他们把理想主义者拼死为百姓争得的一切，在“革命”的名义下统统攫为己有，而老百姓仍旧一无所有。辛亥革命的结局便是这样。每到这样的时候，就让人越发怀念那些牺牲了的先烈。伍立杨君或许有感于此，才会有这部著作为他们立传吧。书的末章———“思君令人老———不死的怀念”透露了个中消息。
（《鬼神泣壮烈———清末民初暗杀论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）
 |
